苏秦回答说“圣人做事情能够将灾祸转化为幸运将失败转化为成功所

苏秦回答说：“圣人做事情，能够将灾祸转化为幸运，将失败转化为成功。所以说齐桓公即使受女色的牵连，却使自己的名声更加尊贵，韩献子即使因为杀了人而使自己被判了罪，却使自己的地位更加稳固，这些都是将灾祸转化为幸运，将失败转化为成功的例子。大王如果能听从我的意见，不如归还燕国的十座城池，并用谦卑的言辞来向秦国道歉。秦王知道大王是因为他的缘故才归还了燕国的十座城池，必定会感激大王。燕国无缘无故收回了它的十座城池，也会感激大王。这样一来，大王就避开了强敌，并和两个国家都交往更深了。而且燕、秦两国都会侍奉齐国，那么大王发号施令，天下诸侯都会听从。大王只用言辞来附和亲近秦国，又用十座城池来取得天下诸侯的支持，这可是霸主的事业，也是所说的将灾祸转化为幸运、将失败转化为成功的好办法。”齐宣王听后大为高兴，于是就归还了燕国的十座城池。随后，齐宣王又送千金道歉，并在半路上叩头，希望结为兄弟盟国，并向秦国请罪。

用威吓和利诱的手段，苏秦轻而易举地就为燕国收回了被齐国夺取的十座城池。他首先在齐国的王宫里念悼词，先声夺人，使齐宣王陷入了恐惧的情绪里。然后又指出齐宣王就要面临秦燕联军的攻打，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齐宣王夺取十座城池的意义，到此时，这十座城池已经可能不是齐宣王的了。但这还不足以说服齐宣王，也不足以就将城池要回。

接下来，苏秦援引历史上的例子，为齐宣王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。这就采取了利诱的方法，使齐宣王乐意将十座城池交出来。视三寸不烂之舌强于百万雄兵。从策略上来说，采取文伐要比使用武力攻夺划算得多。

人有恶为苏秦于燕王者，曰：“武安君，天下不信人也。王以万乘下之，尊之于廷，示天下与小人群也！”武安君从齐来，而燕王不馆也。谓燕王曰：“臣东周之鄙人也，见足下身无咫尺之功，而足下迎臣于郊，显臣于廷。今臣为足下使，利得十城，功存危燕，足下不听臣者，人必有言臣不信，伤臣于王者。臣之不信，是足下之福也。使臣信如尾生，廉如伯夷②，孝如曾参，三者天下之高行，而以事足下，不可乎？”燕王曰：“可。”曰：“有此，臣亦不事足下矣。”

为恶：说某人的坏话，诋毁中伤。②伯夷：商臣，西周攻陷朝歌后，不食周粟，后来饿死在首阳山。尾生：古代传说中坚守信约的男子。他和一女子相约在桥下见，但她没有来，后来发起大水，他一直抱着桥柱不放被淹死。

有人向燕王诽谤苏秦说：“苏秦是天下最不讲信用的人。大王凭着万乘之尊来谦恭地对待他，在朝廷上推崇他，这是向天下人表明您和小人为伍啊！”苏秦从齐国归来，燕王竟然不给他住的地方。苏秦对燕王说：“我本是东周的一个平庸之辈，见到大王的时候没有一丁点儿功劳，但大王亲自到郊外去迎接我，使我在朝廷上地位显赫。如今我为您出使齐国，取得了收复十座城池的利益，立下了挽救燕国危亡的功劳，可是您却不再信任我，一定是有人说我不守信用，在大王面前中伤了我。我不守信用，这是大王的福气。假使我像尾生那样讲信用，像伯夷那样廉洁，像曾参那样孝顺，有这三种天下人所公认的高尚品德，来侍奉大王，难道不可以吗？”燕王说：“可以。”苏秦说：“如果我真的具备了这三种品德的话，我也就不会来侍奉大王了。”

苏秦曰：“且夫孝如曾参，义为不离亲一夕宿于外，足下安得使之之齐？廉如伯夷，不取素餐，污武王之义而不臣焉，辞孤竹之君，饿而死于首阳之山。廉如此者，何肯步行数千里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？信如尾生，期而不来，抱梁②柱而死。信至如此，何肯扬燕、秦之威于齐而取大功乎哉？且夫信行者，所以自为也，非所以为人也。皆自覆之术，非进取之道也。且夫三王代兴，五霸迭盛，皆不自覆③也。君以自覆为可乎？则齐不益于营丘，足下不逾楚境，不窥于边城之外。且臣有老母于周，离老母而事足下，去自覆之术，而谋进取之道，臣之趣固不与足下合者。足下皆自覆之君也，仆者进取之臣也，所谓以忠信得罪于君者也。”燕王曰：“夫忠信，又何罪之有也？”

为义：按照道义来说。②梁：桥。③自覆：自我固执，故步自封。

苏秦道：“我如果像曾参那样孝顺，按照孝道来说就不能离开父母在外面住宿一夜，您又怎么能让我出使齐国呢？我如果像伯夷那样廉洁，不吃白食，认为周武王不义，不做他的臣子，又拒绝做孤竹国的国君，饿死在首阳山上。廉洁到这种程度，我又怎么愿意步行几千里，而侍奉弱小燕国的危难国君呢？如果我像尾生那样讲信用，和女子相约在桥下见面，那女子没来，就抱着桥梁柱子被水淹死也不离开。讲信用到了这种地步，我怎么愿意到齐国去宣扬燕、秦两国的威力，并立下这么大功劳呢？况且讲信义道德的人，都是用来自我完善，而不是用来帮助他人的。所以那都是安于现状的做法，不是进取的做法。何况，三王之所以交替兴盛，五霸之所以相继称雄，都是因为他们不满足现状。如果满足现状的话，那么齐国就不会进兵到营丘，您也不会越过楚国的边境，也就不可能窥探边城之外了。况且我在周地还有老母，离开老母来侍奉大王，抛开安于现状的念头，来谋求进取的做法，我的目标，本来和大王是不同的。大王是安于现状的国君，而我是谋求进取的臣子，这就是我因为忠信而得罪大王的原因。”燕王说：“忠信又有什么可责怪的呢？”

对曰：“足下不知也。臣邻家有远为吏者，其妻私人。其夫且归，其私之者忧之。其妻曰：‘公勿忧也，吾已为药酒以待之矣。’后二日，夫至。妻使妾奉卮酒进之。妾为知其药酒也，进之则杀主父，言之则逐主母。乃阳僵②弃酒。主父大怒而笞之。故妾一僵而弃酒，上以活主父，下以存主母也。忠至如此，然不免于笞，此以忠信得罪者也。臣之事，适不幸而有类妾之弃酒也。且臣之事足下，亢义益国，今乃得罪，臣恐天下后事足下者，莫敢自必也。且臣之说齐，曾不欺之也。使之说齐者，莫如臣之言也，虽尧、舜之智，不敢取也。”

为妾：女仆。②僵：仰面倒下。

苏秦回答说：“大王不知道，我的邻居中有个在远地方做官的人，他的妻子跟别人私通。她的丈夫眼看就快要回来了，和她私通的人很忧虑。他妻子对情夫说：‘你不用担心，我已经准备好毒酒等着他了。’过了两天，丈夫回到家，妻子让女仆捧着毒酒送给她的丈夫。女仆知道那是毒酒，如果送上去就要毒死男主人，如果说出实情女主人就不可避免要被赶走。于是她假装跌倒，泼掉了毒酒。男主人很生气，就用竹板打她。那女仆这一跌倒，一方面救了男主人，另一方面保住了女主人。忠心到了这种地步，然而仍然避免不了挨打，这就是因为忠信反而受到责罚的人。现在我的处境，正好不幸和那个女仆泼掉毒酒反而挨打是一样的处境。而且我侍奉大王，尽量高扬信义，有利于国家，今日却受到责罚，我担心以后天下来侍奉大王的人，没有哪个人能够做到这样。更何况我劝说齐王，并没有使用欺诈的手段，只不过游说齐国的其他使者，没有谁如同我所说的那样。即使他们有尧、舜一样的智慧，齐国也不会相信的。”

苏秦为了合纵连横的政策奔波于六国之间，但在国内却遭到了别有用心的人的诬陷。那些诬陷的人体现出了人性的丑恶，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此。面对这样的不公平遭遇，苏秦一定心寒，但自己的清白只有靠自己来辩白。他向燕王列举了尾生、伯夷、曾参的事迹，驳斥了那些假道学对他的指责，表明了自己好心没有好报的处境。假道学实际上不懂政治科学，而一味地按照道德的表层准则对苏秦进行横加指责。政治科学和道德应该是分离的，苏秦指出政治行为不能用普通的仁义道德来评价。如果政治行为接受仁义道德的制约，那么政治上将无所作为。国家和个人是不一样的，国家之间只有利益和力量的区别，而没有仁义道德可讲，所以在外交场合必须用实力、策略来争取利益。权谋如果用在个人的私利争夺上，那是需要用道德标准来加以评价的，如果用在国家利益的争夺和维护上，那就是值得肯定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