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音：古代以宫、商、角、徵（zhǐ）、羽为五音，又称五声。此处也是泛指各种声音交错纷繁。

五味：古代以酸、苦、甘、辛、咸合称五味。这里也是极言众味纷陈。爽：伤，败。楚语。《楚辞·招魂》中有“厉而不爽些”句，王逸在《楚辞章句》中注云：“爽，败也。楚人名羹败曰爽。”这里的“口爽”即指败坏了味觉。王弼注云：“爽，差失也，失口之用，故谓之爽。夫耳、目、口、心，皆顺其性也。不以顺性命，反以伤自然，故曰聋、盲、爽、狂也。”

驰骋畋（tián）猎令人心发狂：纵情于打猎使人心浮意狂。畋，即田猎之田，西汉简帛书中均作“田”。狂，狂荡，狂野。高亨云：“‘发’字疑衍。‘心狂’二字，其意已足。此文‘令人目盲，令人耳聋，令人口爽，令人心枉，令人行妨’，句法一律，增一‘发’字，则失其句矣。盲为目疾，聋为耳疾，狂为心疾，故古书往往并言。”（《老子正诂》）此说不确，西汉简帛书中均作“令人心发狂”。

难得之货令人行妨：稀世的珍品使人行为不端。王弼注云：“难得之货，塞人正路，故令人行妨也。”难得之货，指不易得到的物品，泛指各种奇珍异宝。行妨，品德、品行受到伤害。妨，伤，害。这里泛指奇珍异宝之类的物品易于引发人的贪婪之心，从而做出有害德行的行为，诸如抢夺、劫掠，甚至杀人放火等恶行。

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，故去彼取此：所以圣人关注民众能否温饱，摒弃耳目的奢望，使生活保持稳定正常。王弼注云：“为腹者以物养己，为目者以物役己，故圣人不为目也。”腹，正常的物质需求，以维持生命。目，代指声色等外界的各种欲望。圣人为腹不为目，即是说圣人应保证民众正常的生活需要，而不让其感官受到过多诱惑。帛书本在“圣人”后多“之治也”三字，北大汉简本则与王注本同。蒋锡昌云：“老子以‘腹’代表一种简单清静之生活，以‘目’代表一种巧伪多欲，其结果竟至‘目盲……耳聋……口爽……发狂……行妨’之生活。明乎此，则‘为腹’即为无欲之生活，‘不为目’即不为多欲之生活。”（《老子校诂》）严灵峰云：“腹易厌足，目好无穷。此举‘目’为例，以概其余：耳、口、心、身四者。言只求果腹，无令目盲、耳聋、口爽、行妨。”（《老子章句新编》）

缤纷的色彩使人眼花缭乱，纷繁的韵律使人两耳失聪，盛美的佳肴使人胃口损伤，纵情于打猎使人心浮意狂，稀世的珍品使人行为不端。所以圣人关注民众能否温饱，摒弃耳目的奢望，使生活保持稳定正常。

十三章

本章也是道家有关人格修养的理论。老子在批评世人过于看重自身的境遇时，提出应当将个人的荣辱置之度外，保持其人格尊严，不要因外界的毁誉而影响自身的生活态度。只有宠辱不惊的人，才能不患得患失。当然，能够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，在老子看来，只有圣人才具有这样的品格。七章中写道：“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。”也是说将自己的利益置于众人之后，对个人的得失置之度外，这样做虽然看似吃亏，其实他因此而赢得众人的拥戴，这是具有领袖品格的人，惟其如此，才能承担起治理天下的责任。

历来有人认为，本章强调的是“贵身”的思想，所依据的是章中的“贵大患若身”句。如范应元云：“贵以身为天下者，不轻身以徇物也；爱以身为天下者，不危身以掇患也。先不轻身以徇物，则可以付天下于自然而各安其安；能不危身以掇患，然后可以寓天下而无患矣。”（《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》）冯友兰在《中国哲学史》中认为：“《老子》中亦有许多处持‘贵生轻利’之说，如老子云：‘贵以身为天下，若可以寄天下；爱以身为天下，若可以托天下。’‘贵以身为天下’者，即以身为贵于天下，即‘不以天下大利，易其胫之一毛’，‘轻物重生’之义也。”陈鼓应在《老子注译及评介》中解释道：“老子认为，一个理想的治者，首要在于‘贵身’，不胡作妄为，这样大家才放心把天下的重责委任给他。”并解释为圣人应当“重视身体一如重视大患”，此说似不确。本章前半部分主要是以世人过于关注自身的荣辱得失为反衬，提出国君作为天下的治理者应当忘我，达到“无身”的境界，从而做到“贵以身为天下”和“爱以身为天下”，才能将天下托付给他来治理。所以前面的“贵大患若身”是写世人的心态的，不应用在“圣人”的身上。倒是庄子在《逍遥游》中写了位宋荣子，其处世态度是“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，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，定乎内外之分，辨乎荣辱之境”。宋荣子对待荣辱的态度，可作为本章的注脚。因此“贵以身为天下”和“爱以身为天下”，完全是讲老子认为圣人治国不应当只注意个人的享受，满足一己之私欲（如上章所言之“色、乐、音、味、驰骋田猎”等），更不应当像世人那样，成天计较个人一时的荣辱得失，战战兢兢地过日子，唯恐惹上什么大的祸患。圣人应当是有超越世俗人的更高的境界，所谓“圣人无常心，以百姓心为心”（四十九章），“圣人常善救人”（二十七章），圣人要像“天之道”一样，“利而不害”，“为而不争”（八十一章）。阅读老子的作品，不应当单独抽出其中一两句话，过度发挥。《老子》五千言，并无所谓“贵身”的思想，也找不到这样的语言，倒是在老子之后的杨朱那里才有了“拔一毛而利天下，不为也”的“贵生”和“重己”的思想。但是杨朱的“贵生”、“重己”思想和“全性葆真，不以累形”的观念，并非从老子那里继承来的，因为老子在其书中，念念不忘于“圣人之治”，如果他想的是“贵生“”、“重己”，大可不必绞尽脑汁去写这一部《道德经》。把杨朱的“贵生”观念加到老子身上恐怕是无据的，倒是庄子的人生态度颇受杨朱的影响，不与统治者合作，追求一种自由的“不以物累形”的“逍遥”境界，但庄子的观念也不等同于老子的观念，用庄子的思想去解释老子，也是要小心的，否则就会发生偏差。至于有的人用后代道教的养生理论、炼丹术来解释本章的“无身”、“贵身”，那是后人的创造，实在不宜加在老子的身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