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谓“以利动”，说的是从事战争当以利害关系为最高标准。有利则打，无利则止，一切以利益的大小为转移，这实际上反映了孙子的战争宗旨，是其新兴阶级功利主义立场在军事斗争原则上的具体体现。

所谓“以分合为变”，指的是孙子制胜之道的重要手段。中心涵义是灵活用兵，巧妙自如地变换战术，或分或合，“悬权而动”，掌握战场主动权。它是“兵以诈立”的必然要求，体现了孙子兵学注重灵活变化、讲求出奇制胜的精神风貌。

孙子这一思想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，它彻底否定了西周以来旧的军礼传统，揭去了温情脉脉的“礼乐”面纱，毫不掩饰地把“兵以利动，以诈立，以分合为变”的原则公之于世，不讳言“功利”是用兵打仗的出发点，让将帅放开手脚、理直气壮地在军事行动中进行算计和欺骗。

在春秋中期之前，西周社会的古典礼乐文明表现在军事领域，就是以一整套“军礼”来指导、制约具体的军事行动。依照这种“军礼”，开展军事行动要堂堂正正，不许用奸使诈，人家新死了国君，或者粮食歉收、经济困难，你都不能去打；一旦战场交锋，必须双方摆好阵势后再开打，不能占人家的便宜。打了胜仗，不能灭人家的国家，必须立一个新的统治者来恢复秩序。到了春秋中后期，整个时代发生了根本性变化。这时，名义上“天下共主”的周天子的权威早已丧失殆尽，新兴阶级势力的勃兴使得战争面貌有了根本改观，军事行动逐渐摆脱了“军礼”的束缚，诡诈战法开始流行。南宋郑友贤《孙子遗说》说：“《司马法》以仁为本，孙武以诈立；《司马法》以义治之，孙武以利动；《司马法》以正，不获意则权，孙武以分合为变。”此语最为贴切地区分了两者的不同特色。孙子兵学正是迎合“出奇设伏，变诈之兵并作”时代要求的杰出代表。

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变化，首先是因为军队的成分发生了改变。随着战争规模扩大，军队数量也如同发酵的面包一般扩大，目不识丁的“野人”没受过贵族化教育，便将贵族那一套文质彬彬的“军礼”撇到一边。其次是战争宗旨变了。春秋晚期，兼并成为潮流，在争夺土地、劫掠财富和人力资源的兼并战争中，卑鄙手段盛行。三是武器装备和作战方式变了。随着步兵的重新崛起，地形条件的变化，以前那种排兵布阵的方式过时了，“军礼”当然要退出历史舞台。

《孙子兵法》的诞生，正是这种时代的必然产物。

孙子的诡道原则，是对战争本质属性的深刻反映。战争的艺术魅力在于双方斗智斗勇，隐形藏真，欺敌误敌。这表明战争是一种多变、灵活，无固定模式，不讲究繁文缛节的特殊社会活动，诡诈奇谲是战争的本质特征。孙子“兵以诈立”的思想，其核心乃是强调以灵活的战术、快速的机动、巧妙的伪装来造就优势主动的地位，在复杂、激烈的军事斗争中成为胜利的主宰。它的提出，无疑是对业已过时的“军礼”传统的彻底否定，是战争观念上的重大突破。换句话说，孙子的诡道论深刻揭示了战争活动的本质属性，是中国古典兵学思想发展上的一次质的飞跃，也是《孙子》区别于“宗仁本礼”古司马兵法，成为划时代兵学经典的重要标志。

孙子的兵学理论固然是时代的产物，也符合军事斗争的一般规律，但是他倡导“兵以诈立”，一切都以利益的大小或有无为定夺，将“兵不厌诈”奉为指导作战的最高原则，客观上促使战争手段变得越来越残酷，战争破坏程度越来越骇人。所谓“争地以战，杀人盈野；争城以战，杀人盈城”，白起杀性一起，长平坑赵军降卒四十万；项羽血气一来，新安杀秦军俘虏二十万，在某种意义上，正是孙子只求目的不择手段的战争效益观的逻辑结果。这个责任固然不该由孙子承担，不过孙子若地下有知，也会感到不安。

所以，后世的兵家积极提倡兵儒合流，这就是既强调仁义道德对军事活动的规范意义，又肯定“兵以诈立”、出奇制胜对战争成败的决定作用，使中国传统军事文化沿着比较正确的方向不断进步和成熟。

（三）关于“治气”、“治心”、“治力”、“治变”的基本主张。

为了夺取有利的作战地位，掌握战争的主动权，孙子主张在军队行动过程中，贯彻“四治”的具体要求，即搞好全军上下“治气”、“治心”、“治力”、“治变”的各个环节，树立必胜的信念，激励士气，统一号令，灵活应变，捕捉战机，夺取胜利。

所谓“治气”，就是“避其锐气，击其惰归”，其核心就是后发制人，实施积极防御，即以防御为手段，以反攻为目的的攻势防御。所谓“治心”，就是“以治待乱，以静待哗”，即以己之严整对付敌之混乱，以己之镇静对付敌之轻躁。其实质是要求沉着冷静，从容对敌。所谓“治力”，就是“以近待远，以佚待劳，以饱待饥”，其核心即是要求“先为不可胜”，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，为争取先机之利创造条件。所谓“治变”，就是指“无邀正正之旗；勿击堂堂之阵”。其中心意思即不打无把握之仗，不同敌人拼消耗，而要同敌人斗智斗谋，以灵活机动取胜。孙子的“四治”理论，是对战争实践的理性总结，符合作战行动的内在规律，因此为后人所重视和广泛运用，其中“避其锐气，击其惰归”等主张，业已成为经典性的军事原则，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屡试不爽。

在本篇结尾，孙子归纳总结了八条“用兵之法”，即有名的“用兵八戒”。这些原则，是以丰富的战争实践活动为基础的，它们中间某些提法在今天已显得陈腐过时，但在当时却不乏重要价值，反映了孙子在探索真理时所能达到的高度，值得肯定。

最后，我们必须指出，在非军事领域，孙子“兵以诈立”、阴损坑人的思想是不能随便借鉴和使用的。孙子主张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“诡道”盛行，必将意味着诚信的泯灭，道德的沦丧，意味着《孙子兵法》的庸俗化、下流化！

《孙子兵法》的本质属性是兵法，是敌我双方进行生死较量的军事艺术。从这一意义出发，它同人类社会的其他活动有着本质区别，不能简单地对号入座。因此，《孙子兵法》中许多“诡道”原则是不可以生搬硬套，随意移用于企业经营或体育竞赛等公共领域的。道理很简单，“诡诈”是用来对付敌人的，不是用来对付朋友或合作伙伴的，即使是对付竞争对手，也不道德。追求利益是应该的，但是不择手段则违背公道人心，迟早会自食其果，所谓“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”便是这层道理。众所周知，商业经济活动追求的是“双赢”“多赢”，玩的是“非零和”游戏。可用兵打仗的情况却完全不同，它追求的是“单胜”和“独赢”。这种本质属性上的区别，决定了借鉴《孙子兵法》基本原理时的有限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