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代无论文集的数量，或所包含的内容，都大大超过前代。据《清史稿·艺文志》的载录，共收有别集类书目部，总集类书目部。后来，《清史稿·艺文志补编》又续收别集类书目部，总集类书目部。上述书目，包括了一部分清人辑轶前代诗文的集子，若将其剔除在外，总计约五千部以上。曾有学者检索中国各大图书馆收藏的有关书目卡片，共得清人诗文别集目录约一万三千余种。而这还不是最后的数字，因为流散在各地的抄本、稿本，甚至一部分刻本，都无法收集在内。至于亡佚散失的集子，则更难以考稽齐全了。

清人文集，从名称而言，大抵沿袭前世旧称，叫做集或文集、类集、合集、全集、遗集；也有称作稿、文稿、类稿、丛稿、存稿和遗稿的；而稿又有初稿、续稿，集有正集、别集的分别。此外，亦有以文录、文编、文略、遗文等命名的。至于在集、稿、抄、录等名目之外另出书题的，当然也有不少。

清人文集，极大多数属于个人之作。在当时，一些名家硕学之士，固然都要编选集子，许多朝廷显宦，以及省府州县等官，甚至连皇帝本人，亦因显示学问，或附庸风雅，致力于刊刻诗文论说。至于一般穷儒寒学之辈，尽管财短力绌，但也常拼其毕生之力而收辑自己文章。

清人文集的内容庞杂不一，类目的划分与明大体相同，并以奏疏、论说、记叙、序跋、传志占主要地位。但也有的文集，类目单一，如只收其诗作的诗集之类。文集的分量也大小不一，多者可以上百卷或数百卷。如乾隆皇帝弘历的《高宗诗文全集》，共有卷，可算是分量最大的了。一二十卷至数十卷的集子比较普遍。少者则二三卷或不分卷。当然，除了卷数多寡以外，卷与卷之间的大小，也与分量的多少有直接的关联。

清人文集，往往初集或初稿由本人选定，而续集、续编或辑佚之类，由后人继续增补。也有的是多次整理、多次刊刻。历经康、雍、乾三朝的著名学者方苞，其著述就先后被整理刊刻过五六次。

清人选编众人之作合为“总集”的风气也很盛。康熙中魏宪辑《皇清百名家诗》，收钱谦益、吴伟业、龚鼎孽、魏裔介等人的诗作；同治二年（），李长荣辑《柳堂师友诗录初编》，则收了多人的作品；蔡殿齐的《国朝闺阁诗钞》，专门收录名妇女之作；还有如宋荦的《国朝三家文钞》，是将侯方域、魏禧、汪琬三家文字辑在一起。道光时，李祖陶的《国朝文录》初编，收各类文集四十种，同治间又出续编，再收文集五十种。这些诗文总集，一般只是把所要收录的原编集子辑在一起，进行刊刻，做法比较简单。另如沈德潜的《国朝诗别裁集》、张应昌的《国朝诗铎》，是从数百种或近千种集子中，按作者的意趣，选出佳作并加注释，分时期或类别，编辑成书，需花费较大功夫。类似沈、张两人以编选各家文章成集者，当推《切问斋文钞》和《皇朝经世文编》最为著名。《切问斋文钞》，乾隆间由陆耀编辑，共三十卷，分学术、风俗、教家、服官、选举、财赋、荒政、保甲、兵制、刑法、时宪、河防十二门，是一部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的好书。后来贺长龄聘魏源编《皇朝经世文编》，多少也受到该书的影响。

清人的辑佚工作是很出名的，于是便有人把前代人的文章诗词收集起来，编成集子，尽管不能归人清人文集，但搜求遗文、校刊训释相当艰苦，也可算清人在学术上的一大成就。从康熙时候起，由官府倡导陆续编出的《全唐文》、《全唐诗》、《全五代诗》等，都是些费工费时的大部头书。其他如张金吾辑《金文最》、李调元的《全金诗》、缪荃孙的《辽文存》等，亦颇见功夫。而最足称道的当为严可均的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，据作者自称，他曾历时年，竭尽搜求爬梳之力，始得功成完篇。

清人文集，不但是从事文学史研究的基本资料，而且因为集子中的内容包括了当时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外交、民族等各个方面，所以也为历史研究工作者所看重，是进行历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资料来源。

方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