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存最早的《孙子》单注本是影宋本《魏武帝《孙子兵法》注孙子》，在清孙星衍《平津馆丛书》卷一《孙吴司马法》之内。此本书中避讳至“慎”字，原本当是南宋孝宗刊本。原本今不得见，摹本出自顾广圻（字千里）之手，酷像原本。此本当是宋元丰年间编辑《武经七书》时所收录的曹注《孙子》。

现存最早的少数民族文字本是西夏文本。今存仅有页。台湾《书目季刊》第卷第期载有此本影印件。

宋以后，《孙子》的版本很多，但大体上都是从《武经七书》本、《十一家注孙子》本和《魏武帝注孙子》这三种版本演化而来，其中尤以《武经七书》本为最多。

现代人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研究《孙子》的首推郭化若将军，其代表作是《孙子译注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）。校勘用功最勤的是杨炳安《孙子会笺》（中州古籍出版社年版）。以注解信达、准确见长的有军事科学院战理部《孙子兵法新注》（中华书局年版）。解说通俗而又深刻者有吴如嵩《孙子兵法浅说》（战士出版社年版）。

吴子

《吴子》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，宋代颁定的“武经”之一。吴起撰。吴起，战国时卫国（今山东曹县北）人，生年不详，卒于公元前年。吴起重名轻利，敢于改革，善于用兵，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、政治家和兵法家。他初拜曾参为师，勤于学业，后因母死不归，被曾参所逐，遂弃儒学武，研读兵法，被任为鲁将，大破齐国。继任魏将，“击秦，拔五城”（《史记·孙吴列传》），屡立战功，被魏文侯任为西河守，以拒秦、韩。文侯死，遭陷害，逃奔楚国，初为宛（今河南南阳）守，不久被任为令尹（楚国最高的官职，掌军政大权），辅佐楚悼王进行变法。“明法审令”、“要在强兵”，促进了楚国的富强，曾“南平百越；北并陈、蔡，却三晋；西伐秦。”（《史记·孙吴列传》）楚悼王死，吴起遂被旧贵族杀害。

《吴子》成书于战国时期，宋以前没有人提出疑问，明清以后，学者以书中所载“四兽”和“笳笛”非战国时所有为由而断为西汉或六朝时人伪托之作。据考，战国时期已有“四兽”之说，军中已出现“笳笛”；战国末期《吴子》就已广为流传，“境内皆言兵，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。”（《韩非子·五蠹篇》）。书中反映了战国时期的军事特点。所以，《吴子》不是伪书，当是经后人整理的吴起军事思想的纪录，约成书于战国中期以前。

《吴子》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为《吴起》四十八篇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、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、《通志·艺文略》作《吴起兵法》一卷，宋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著录为三卷，并称唐陆希声类次为之，凡说国、料敌、治兵、论将、变化、励士六篇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、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均作三卷。今存本有的并为一卷、二卷，也有的分为三卷、六卷，但除“变化”作“应变”外，篇目与《读书志》著录的完全相同。可见自《隋书·经籍志》以下各书著录的一卷本和三卷本《吴子》即今存《吴子》。然只是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的四十八篇的一部分。

今本《吴子》约五千字，共六篇：《图国》主要围绕“内修文德，外治武备”的战略主张，论述经国治军“必须先教百姓、亲万民”，修德行仁，明耻教战，任贤使能，“简募良材，以备不虞”，并对战争的起因和种类进行了初步探讨；《料敌》主要从战略的高度分析敌方的优劣短长，论述了侦察敌情的要领及对不同情况下的不同敌手的作战方法；《治兵》主要论述训练、行军、宿营及保养军马的原则和方法，提出了“以治为胜”，“教戒为先”、“用兵之害，犹豫最大，三军之灾，生于狐疑”等著名观点；《论将》主要论述将帅在治国统军中的重要性和应具备的条件，以及观察分析敌情优劣的要领。《应变》主要讲随机应变的战术思想，论述了遭遇强敌、敌众我寡、敌拒险坚守等情况下的应急方法和谷战、水战、车战、攻城战等作战要领；《励士》主要论述奖有功激无功，鼓舞部队士气。《曷鸟冠子吴注》书影《吴子》是“武经七书”之一，向与《孙子》（孙武兵法）并称，军事思想颇为丰富。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：（）“内修文德，外治武备”的战略思想，他强调首先搞好国内政治，“教百姓，亲万民”，修德行仁，达到国家和军队内部的协调统一，才可对外用兵；同时又强调必须加强国家的军事力量，要“简募良材，以备不虞”，“先戒为宝”。（）随机应变的战术思想。《吴子》十分重视战争中各种事物的差别和变化，强调要侦察了解敌方军队素质、将帅特点、所占天时、地利、人和的情况，掌握战场的变化，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作战方法。并总结出了在何种情况下“击之勿疑”、“急击勿疑”，在何种情况下“避之勿疑”等带有规律性的战术原则。（）“以治为胜”，“教戒为先”的治军思想。他认为军队能否打胜仗，不完全取决于数量上的优势，重要的是依靠军队的质量。兵“不在乎众”，“以治为胜”。要求把军队训练成“居则有礼，动则有威，进不可当，退不可追”的军队，要发挥士卒各自的特点，使其“乐战”、“善战”、“乐死”。要求将帅要有优良品德和深邃的谋略，具备“理、备、果、戒、约”五个条件，懂得用兵“四机”。强调“进有重赏，退有重刑，行之以信”，以励士兵。（）朴素的军事哲学思想。吴子对战争的实质有了朴素的认识，他把战争发生的原因归纳为五条：“一曰争名，二曰争利，三曰积恶，四曰内乱，五曰因饥”。并认为战争具有义兵、强兵、刚兵、暴兵、逆兵等不同性质。他朴素地认识到战争事物具有两重性，他在对各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民情和军队分析时，既看到了他们的长处、强处，又看到了他们的短处、弱处。他认识到了战争事物的发展变化，尤其是认识到事物会向其反面转化，认为打胜仗越多就会孕育着未来的灾祸，“以数胜得天下者稀，以亡者众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