胡仔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前集卷十八引《蔡宽夫诗话》曰：“退之《和裴晋公征淮西时过女儿山诗》云：‘旗穿晓日云霞杂，山倚秋空剑戟明。敢请相公平贼后，携诸吏上峥嵘。’而晋公之诗无见，唯《白乐天集》载其一联云：‘待平贼垒报天子，莫指仙山示老夫。’方其时意气自信不疑如此。”可见其时二人意气相投如此。

蔡州事平，韩愈随裴度回朝，又有《同李二十八员外从裴相公野宿西界》《桃林夜贺晋公》《晋公破贼回重拜台司以诗示幕中宾客愈奉和》诗，可见其时宾主唱酬之密。

但裴度对韩愈的创作活动却是不满意的。早在其未发迹时，一当韩门弟子李翱寄书征求意见，他就系统地提出了个人的文学见解，对韩愈的创作道路提出了批评。《寄李翱书》曰：

观弟近日制作，大旨常以时世之文多偶对俪句，属缀风云，羁束声韵，为文之病甚矣，故以雄词远志，一以矫之，则是以文字为意也。且文者，圣人假之以达其心，达则已，理穷则已，非故高之、下之、详之、略之也。愚欲去彼取此，则安步而不可及，平居而不可逾，又何必远关经术，然后骋其材力哉？昔人有见小人之违道者，耻与之同形貌，共衣服，遂思倒置眉目，反易冠带以异也，不知其倒之、反之之非也。虽非于小人，亦异于君子矣。故文之异，在气格之高下，思致之浅深，不在其磔裂章句、隳废声韵也。人之异，在风神之清浊，心志之通塞，不在于倒置眉目、反易冠带也。……昌黎韩愈，仆识之旧矣，中心爱之，不觉惊赏。然其人信美材也！近或闻诸侪类云：恃其绝足，往往奔放，不以文立制，而以文为戏。可矣乎，可矣乎？今之作者，不及则已；及之者当大为防焉耳。

这里是对以韩愈为首的古文运动所提出的看法。裴度的批评，主要是两方面的问题：一是韩氏一系的古文违反写作常规，出现了另一方面的弊端。骈文的末流常是不顾内容而只讲求语言文字的形式偶对，“属缀风云，羁束声韵，为文之病甚矣”。韩愈等人以“雄词远志，一以矫之”，这是可取的，但为反对骈文的弊病而走上另一极端，故意“高之、下之、详之、略之”“磔裂章句，隳废声韵”，则仍是“以文字为意”，这样也就难以避免类同之病了。赵翼《瓯北诗话》卷三曰：“盘空硬语，须有精思结撰，若徒挦摭奇字，诘曲其词，务为不可读以骇人耳目，此非真警策也……至如《南山》诗之‘突起莫间簉’‘诋讦陷乾窦’‘仰喜呀不仆’‘堛塞生怐愗’‘达枿壮复奏’；《和郑相樊员外》诗之‘禀生肖剿刚’‘烹斡力健倔’‘龟判错衮黻’‘呀豁疚掊掘’；《征蜀》诗之‘肤浃痍疮，败面碎剠’‘岩钩踔狙猿，水漉杂鳣螖；投奅闹，填隍?傄’‘爇堞熇歊，抉门呀拗阊’‘跧梁排郁缩，闯窦猰窋窡’；《陆浑山火》之‘池波风肉陵屯’‘电光磹目暖’。此等词句，徒聱牙舌，而实无意义，未免英雄欺人耳。”韩诗中出现的这类问题，在古文写作中也有反映，裴度的意见恐怕也是有见于此而发的吧。二是韩愈思想“往往奔放”“以文为戏”，突破了儒家确立的文学规范。儒家主张温柔敦厚，韩愈的《杂说》等文，却时时杂以嘲戏，这是违反儒家旨意的地方。儒家向来视小说为小道，而韩愈却写作《毛颖传》等文，甚至在《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》中也要插入一个诡谲的娶妇故事，这里他以古文大师的身份而与新兴“浮薄”的传奇作者相呼应，也是引起人们非议的地方。韩门弟子之一，与元、白关系深切的张籍就曾多次上书规谏，《上韩昌黎书》曰：“执事聪明，文章与孟子、扬雄相若，盍为一书以兴存圣人之道，使时之人后之人，知其去绝异学之所以乎？曷可俯仰于俗，嚣嚣为多言之徒哉？然欲举圣人之道哉，其身亦宜由之也。比见执事多尚驳杂无实之说，使人陈之于前以为欢，此有以累于令德。”《上韩昌黎第二书》曰：“君子发言举足，不远于理，未尝闻以驳杂无实之说为戏也。执事每见其说，亦拊卞呼笑，是挠气害性，不得其正矣。苟正之不得，曷所不至焉。或以为中不失正，将以苟悦于众，是戏人也，是玩人也，非示人以义之道也。”这与裴度评论的精神也是一致的。

如上所述，裴度不但是勋业重臣，而且是文坛大佬。他的《寄李翱书》，就是用完美的古文写作的，而他历掌御前笔札，在骈文写作上必然也有深厚的修养，因此他的批评，代表着行家的正统观念。于此可见，在中唐文坛上，韩愈的创作因力求创新而出现了许多碍眼的成分，时人以其破坏常规而颇多指责。

对于这种情况，韩愈早有所知，但他持不屑一顾的态度，决心为贯彻个人的文学主张而抗争到底。《与冯宿论文书》曰：“辱示《初筮赋》，实有意思，但力为之，古人不难到，但不知直似古人，亦何得于今人也？仆为文久，每自则意中以为好，则人必以为恶矣！小称意，人亦小怪之；大称意，即人必大怪之也。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，下笔令人惭，及示人，则人以为好矣。小惭者，亦蒙谓之小好；大惭者，即必以为大好矣。不知古文直何用于人世也？然以俟知者知耳。”这种力排众议坚持自己文学主张的做法，也就是裴度所说的“昔人有见小人之违道者，耻与之同形貌，共衣服，遂思倒置眉目，反易冠带以异”了。可见韩愈的古文革新运动，在奋力前进的过程中，遇到的问题是不少的。但他力排众议，坚持自己的创作道路，终于开辟了一条新的创作途径，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。

这在过去是一种被认为绝对正确的观点：有人认为世界观决定一切，而世界观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其政治观，文学观则从属于政治观，因此研究工作者探讨作家的文学观时，首先得考察这位作家的政治观。这种意见对研究工作起着有害的作用。作家研究往往流为片面的政治分析。

其实这种认识是不合实情的。就以韩愈、柳宗元、刘禹锡等人对淮西军事的评价来说，也可看到政治观点与文学观点的不能相互替代。